风鱼2629

东城父老机先烛，

南渡残生梦独多。

衰泪已因家国尽，

人亡学废更如何。

——陈寅恪

南渡北归

一代知识人的家国痛史

文| 群学君

到此暂住文旌，痛残山剩水好叮咛。逃不完急煎煎警报红灯，嚼不烂软塌塌苦菜蔓菁，咽不下弯曲曲米虫是荤腥。却不误山茶童子面，腊梅髯翁情。一灯如豆寒窗暖，众说似潮壁报兴。见一代学人志士，青史彪名。东流水浩荡绕山去，岂止是断肠声！

——宗璞《东藏记.春城会》

01

公元1946年5月4日，云南昆明。

这一天是“五四运动”二十七周年的纪念日，对于由国立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私立南开大学共同组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和它的千百名师生来说，意义更加非同一般。他们栖身这座西南重镇，在艰苦卓绝中维持国家的一缕文脉，至今已经八年。

这一天，西南联大将举行最后一次结业典礼，宣告它光荣使命的结束。

梅贻琦先生讲了话——过去八年，联大的三位常委中，蒋梦麟、张伯苓两位长期居留重庆，只有梅先生在昆明统揽全局，苦苦坚守，他的夫人韩咏华就靠走街串巷卖“定胜糕”贴补家用。哲学家汤用彤先生、物理学家叶企孙先生、历史学家蔡维藩先生，分别代表北大、清华、南开三校发表了感言。

典礼结束后，师生们来到宿舍后面的小山，这里已树立起一块不大的纪念碑，这是他们留给即将解散的学校一份永久的纪念——背面铭刻着834个名字，他们是抗战八年来，从西南联大走上抗日战场的年轻人，既是学子，也是战士。

文学院长冯友兰先生一字一句地念完了他亲自撰写的碑文。冯先生念得很慢，有点口吃，可是没有一个人窃窃私语，当他念到“风景不殊，晋人之深悲；还我河山，宋人之虚愿。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，乃能于不十年间，收恢复之全功，庚信不哀江南，杜甫喜收蓟北”时，很多人的眼眶湿润了。

初闻涕泪满衣裳。

漫卷诗书喜欲狂。

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，不会懂得战争的残酷，更何况对于西南联大的学人们来说，在苦苦忍受战争带来的痛苦之外，他们还肩负着更加重要的使命——为国家保留最后的读书种子。

02

1938年4月28日，当290名学生组成“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”在黄钰生、闻一多、曾昭抡、袁复礼等教授的带领下，日夜兼程68天，徒步跋涉1600多公里，从长沙抵达昆明的时候，整个城市都沸腾了。随队的学生查良铮——日后他改名穆旦，成为现代中国诗歌史上最杰出的诗人——写下这样的诗句：

那曾在无数代祖先心中燃烧着的希望，

这不可测知的希望是多么固执而悠久，

中国的道路又是多么自由而辽远呵……

队伍进入昆明圆通公园，在唐继尧墓前进行了简单而神圣的欢迎交接仪式——旅行团团长黄师岳在队伍前逐一点名后，将花名册交给梅贻琦。这个仪式的完成，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从没有过的学生旅行团，冒着战火，成功完成了千里奔徙.从此以后，永垂后世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正式成立。

为了制定校歌校训，联大专门成立了委员会，几经讨论，终于把校训确定为四个字：

刚毅坚卓

在现代中国大学史上，这是最惊心动魄的一个校训。背后几多血泪，几多坚忍，不足为外人道也。

冯友兰先生以《满江红》为调，撰写了校歌歌词：

万里长征，辞却了五朝宫阙。暂驻足，衡山湘水，又成离别。绝徼移栽桢干质，九州遍洒黎元血。尽笳吹，弦诵在山城，情弥切。

千秋耻，终当雪；中兴业，须人杰。便一成三户，壮怀难折。多难殷忧新国运，动心忍性希前哲。待驱除仇寇，复神京，还燕碣。

这是一曲二十世纪中国大学的强音，凝聚着中国学人在民族危亡之际悲壮的呼喊。

03

八年很快过去了，斗转星移，物是人非。

1946年4月14日，就在西南联大最后一次毕业典礼召开前二十天，昆明大东门外临江里龙云公馆里，两百多名师生依依话别。国文系教授闻一多先生站起来讲话，谁也没有想到，他即将要说的这番话，震惊了整个联大，整个昆明，整个中国知识界。闻一多说：

大家都说清华有优良的传统，这不对。清华没有优良的传统，有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教育传统。我受了这种传统的毒害，现在才有点醒悟。我向青年学习，学会了一件事，那就是心里想说什么，就说什么。比如我现在想说蒋介石是个混账王八蛋，我就说蒋介石是个混账王八蛋，他就是个混账王八蛋！

这句话，把当时的民主运动推到了最高潮，也为闻一多自己惹下杀身之祸。

三个月后，闻一多在云南大学至公堂参加完李公朴生平事迹报告会，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后，在离家几十米的西仓坡被暗杀，子弹穿过他的大脑，闻一多当即殒命。

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。

两年后，国民政府在大陆的政权已风雨飘摇，岌岌可危。12月15日，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与历史学家陈寅恪全家等，搭乘飞机从北平前往南京。临行前，胡适给留守北大的汤用彤、郑天挺教授留下诀别信：

我虽在远，绝不忘掉北大。

此一去，即成永诀。

04

就在胡适匆匆南下的当天，他的学生傅斯年被任命为国立台湾大学校长。第二年，台湾大学新生入学国文考试，傅校长亲自命题：

居天下之广居，立天下之正位，行天下之大道。得志，与民由之；不得志，独行其道。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此之谓大丈夫。

虽千万人吾往矣！傅斯年把北京大学的精神底色，带到了这座“化外”的小岛上。

尽管如此，纷乱如麻的学校事务和极度混乱的经济状况，还是令他心力憔悴。就在他赴台后的第二个冬夜，年仅55岁的傅斯年猝然离世。去世前一晚，他不顾第二天一早要开会，还裹着厚厚的棉袍伏案写作，目的只是为了尽快拿到稿费，让夫人俞大綵买几尺粗布，一捆棉花，给自己做一条棉裤，因为“西装裤子太薄，不足以御寒”。

这就是当时台湾岛内唯一一所大学的校长，生前最后一个奢望。

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，第一时间发来唁电：

孟真的去世使中国失去了一位最有天才的爱国者，我自己则失去了最好的朋友、诤友与保护人。

蛰居中国岭南的陈寅恪，在辗转得知姻亲的死讯后，不禁悲从中来，限于当时大陆的政治氛围与压力，他无法直剖心迹，只能以一首曲笔之作，表述衷肠：

不生不死最堪伤，犹说扶余海外王。

同入兴亡烦恼梦，霜红一枕已沧桑。

据说，这是当时整个中国大陆对傅斯年唯一的一份文字纪念。

05

海峡的这一边，流水落花春去也，换了人间。

1949年10月5日，开国大典举行后的第五天，清华大学教授冯友兰，按捺不住心中的焦躁与不安，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，痛斥自己在旧社会散布封建哲学，帮了国民党的忙，成了革命的反面教材，表示今后一定要痛改前非，在学术上立功赎罪。

他很快接到了主席的亲笔回信：

友兰先生：十月五日来函已悉。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。像你这样的人，过去犯过错误，现在准备改正错误，如果能实践，那是好的。也不必急于求效，可以慢慢地改，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。此复。敬颂，教祺。毛泽东，十月十三日

一个崭新的时代，开始了。

在新的时代，旧人物注定是要被历史的篇章翻过去的。

1954年4月2日，原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，杰出的考古学家梁思永在缠绵病榻一年多以后，遽然谢世，临终之前，他握着相濡以沫二十二年妻子的手说：我奋斗不了啦，我们永别了。一直到死，他还记挂着十几年前在殷墟侯家庄西北冈墓葬的发掘报告——这是他生平最看重的一份考古报告，直到他死后二十余年，才由学生高去寻整理陆续出版。

整整一年以后，梁思永的大嫂林徽因，在北京同仁医院去世。生命中最后的两个月，她的丈夫梁思成，也病重住进相邻的病房。弥留之际，林徽因拼尽全身力气，请护士把隔壁的梁思成喊来见最后一面，不通情理的护士撂下一句：夜深了，有话明天再说吧，就把灯关上了。五个小时后，林徽因咽下最后一口气，没有人知道，她在生命最后一刻究竟想对丈夫说些什么。

后来的悼念仪式上，最醒目的，是挚友金岳霖、邓以蛰联名送上的挽联：

一身诗意千寻瀑

万古人间四月天

几年以后，在台北中央研究院会议上，胡适先生因心脏病突发，带着“朋友式”的微笑，匆匆离去。秘书王志维帮其家人清点遗物，发现除了书籍、文稿、信件，留下的钱财只有135美元。

胡适的墓碑上，刻着他的学生毛子水撰写的墓志铭：

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，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，为民族的尊荣，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，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，现在在这里安息了！

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，陵谷也会变易，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，将永远存在。

胡适的噩耗传到台大医院，病中的梅贻琦物伤其类，悲痛不已，几度昏迷后，溘然长逝，死前没有留下任何遗嘱。

梅贻琦生前，有一个随身携带的皮包，被他珍若拱璧，没有人知道包里装的什么。直到他逝世后，秘书当着家属和治丧委员的面打开皮包，才发现里面是清华基金的所有账目，一毫一厘，清清楚楚。有人当场热泪盈眶。

梅贻琦，一生清华，一生清白。

又过了几年，胡适最钟爱的学生之一，历史学家吴晗，背着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”的骂名，撒手人寰。留给一双未成年养子养女的唯一纪念物，是在狱中穿过的一条血迹斑斑的裤子。而半年以前，他的妻子，也是清华同学袁震，因为被视作“阶级敌人”，死在医院大厅一角冰冷的水泥地上。

再后来，曾昭抡去世了，陈寅恪去世了，吴宓去世了，梁思成去世了，诗人穆旦去世了……

他们这一代知识人的故事，仿佛风中飘零的落叶，越飞越远。

直到有一天，一个叫岳南的作家，把他们的故事，连缀成几百万字，厚厚的三本大书，三本沉重的家国痛史。

貌似一样怜才曲，句句都是断肠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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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a59159a 金币 +5 感谢分享，论坛有您更精彩！ 2018-7-3 23:48